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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8月

王佐良:论诗的翻译

发布者:漪然

综合起来,这里涉及三个大问题,即:

 一首诗的意义;   诗艺的情况;   语言的情况。    

1、诗的意义。译诗须弄清原诗意义,自不待言。勃莱的话,却更使我们认识到意义的复杂与了解之不易。外国诗有外国的社会文化因素(上述的美对于生长的看法不同即是一例),已经构成巨大困难,而意义的复杂性还在于仅仅了解一首诗的字面意义是不够的,还须考虑到调子或语气,句子结构、节奏、风格的层次(是口语体还是书面体,属于该体中高层还是低层),以及不同诗人给以不同名称的其他因素,如弗洛斯特所称的“句子声韵”,峨尔孙所称的“心灵的语词”,勃莱所称的“片语的活的调子或芬芳”等等。意义是这一切的综合。对这个综合无了解,就不能说对于诗的意义有了解。  

2、诗艺情况。大凡译诗的人,总想所译象诗。可是什么才算诗,看法却是随着时代与人而变的。勃莱所说最近30年间美国诗歌翻译之所以成绩卓著,一个重要原因是惠特曼、庞德、威廉斯三人进行了一场诗歌革命,其特征在于能用口语节奏写诗。这就是说:诗艺的革新也提高了诗歌翻译的质量。美国诗从惠特曼起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英国诗的道路是公认的事实,译诗方面成果累累也有目共睹,两者之间显然有关,只是其紧密程度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而已。在我们中国,也有一种类似的发展,即在五四以后白话诗登场,诗艺经过了重大变革之后,外国诗的翻译才繁荣起来。  

3、语言情况。只要动笔,就离不开语言。但是一种语言有处于比较停滞的时候,也有处于比较活跃的时候。比较活跃,有利于翻译。英国翻译的盛日之一是16、17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,正是英语变动较多、大量吸收外来成分的时期。中国语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也处于比较活跃时期,其标志之一是在文学写作中白话代替了文言,这也为翻译带来了一个活动频仍、成果丰硕的繁朵时期。就译者个人说,他必须对于语言有足够的敏感,必须认识它的特点,层次,精华所在,弱点所在,它的过去与现在,有哪些事是它乐于做也善于做的,又有哪些是它不愿意做也做不好的,特别在它处于比较活跃、变动较多的时候更需有清楚的认识。这样的认识一般只有本族语者才有──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中国译者来说,他主要的工作只能是外译中。特别在诗歌翻译方面,外文特好的人虽然也不妨偶尔一试将中国诗译成外文,但他的真正成就必然是在外译中。这是因为正是在诗歌中,一种语言处于最本质、最纯粹又最敏锐的状态,就连本族语者也须有修养、锻炼和敏感才能运用得好,更不必说只是在课堂上根据书本学外语的外国人了。  

就译者个人讲,即使是本族语,他所掌握的方面也是有限的,擅长的往往偏于某一层次、风格,无所不能的人毕竟不多,因此译者应该选择在语言风格上适合自己所长的作品来译,才会得到最好效果。  

还有一个问题,即现代人用什么语言译古代作品?当然用现代语言,但又要避免过分现代化的名词、说法。能不能找到一种时间性不太强的语言?应该是可能的,但需要译者有绝好的判断力。特别在译诗的时候,需要译者有能力找到一种纯净的、透明的然而又是活的本质语言──这又只有诗人最为擅长,因此就从语言来说,也需要诗人译诗。    

以上三方面又是互有关联的,正同勃莱的八个阶段是互有关联的。他自己也说:“这些困难其实就是一个困难,是一个巨大的,盘根错节的,叫人生气的,常有假象的,拒绝我们去接近的,糊里糊涂的,然而密不可分的一团东西。”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三大问题实际就是一个问题,即:如何在诗歌翻译中运用当代语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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